1919年5月1日，《晨報》敢為人先，在第七版副刊編輯出版了“勞動節(jié)紀念”專號，介紹“五一國際勞動節(jié)”的起源和現(xiàn)實意義，號召中國工人階級與國際勞動組織接軌。
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影響下，總編輯陳溥賢在《晨報》開辟了“馬克思研究”專欄，發(fā)表了《近代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》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》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，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作出了特殊貢獻。
1919年5月1日這天的《晨報》，是中國報紙第一次出專號紀念“五一”勞動節(jié)（龔育之《中國二十世紀通鑒》）。專號一共刊發(fā)了5篇文章，發(fā)在頭題的是署名“淵泉”的《人類三大基本的權(quán)利》。淵泉即陳溥賢(1891―1957)，字博生，筆名淵泉，福建閩縣（今福州市區(qū)）人，中國著名報人，他早年赴日本留學，畢業(yè)于早稻田大學經(jīng)濟系。1916年回國，和李大釗一起進入了《晨鐘報》社任編輯，后任《晨報》總編。
在李大釗的協(xié)助下，陳溥賢在《晨報》開辟了“馬克思研究”專欄，以“淵泉”為筆名撰寫了《近代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》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》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，他撰寫的時評《各國要承認列寧政府了》，解釋了布爾什維克的真實含義。
陳溥賢在《人類三大基本的權(quán)利》中指出：“人類在社會生活上有三大基本的權(quán)利。第一是生存權(quán)。第二是勞動權(quán)。第三是勞動全收權(quán)。我們?nèi)祟惸軌蛴羞@三種的權(quán)利，才算得是真正的人。我們所生活的社會，能夠保障這三種的權(quán)利，才算是完全的社會。所以我們要想做一個真正的人，非得這三種的權(quán)利不可。我們要得這三種的權(quán)利，非先改造完全的社會不可?！彼岢觥耙Ｕ先祟惾蠡镜臋?quán)利，非使我們的勞動者在政治上、社會上、經(jīng)濟上占得中心的地位”。他在文章中特別指出，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，“我們所說的勞動者，不是專指身的勞動者而言，心的勞動者當然也在這個范圍以內(nèi)?！彼栒佟吧硇牡膭趧诱?，聯(lián)合起來，做社會的中堅，發(fā)揚光大新社會的新文化，保障人類三大基本的權(quán)利，豈不是我們大大的幸福嗎！”
發(fā)在專號第二條的是署名“守?！钡摹段逡还?jié)MAYDAY雜感》，守常是李大釗（1889—1927）的字。他在《五一節(jié)MAYDAY雜感》中指出：“（勞動節(jié)）是世界工黨第一次舉行大祝典的日子！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——‘直接行動’（Direct Action）造成的日子！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經(jīng)典頒布的日子！”他熱情洋溢地說：“到了今日，世界上的工人都很歡喜。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。多添幾個工人，就多有幾個人歡喜。直到世界同胞大家都覺醒了，都作了工人，那一年的五月一日，更是何等樣的歡喜！”李大釗充滿希望地預(yù)見：“我們中國今年今日，注意這紀念日的人還少?？墒敲髂暌院蟮慕袢?，或者有些不同了！或者大不同了！”他呼吁：“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。五月五日是馬克思的誕生日。去年的五月五日，又正是他誕生百年的誕生日，也是世界的勞工共和國的誕生日。我們應(yīng)該紀念這個五月，紀念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誕生的人物，紀念這一八九○年五月一日創(chuàng)行的典禮，更紀念這一九一八年誕生的世界新潮。”
專號第三篇文章是署名“一粟”的《對于勞動節(jié)的感想》。一粟即高一涵（1885－1968），原名高水浩，別名涵廬、夢弼等，安徽六安人。高一涵自幼讀書好學，1912年自費留學日本。1916年，高一涵回國，與李大釗同辦《晨報》，經(jīng)常為陳獨秀主編的《新青年》撰稿，并協(xié)辦《每周評論》。
高一涵在《對于勞動節(jié)的感想》中指出：“一、西方所產(chǎn)生的勞動節(jié)，在我們中國必定也要得一個結(jié)果。二、這個勞動節(jié)的結(jié)果，比十八世紀末期革命的結(jié)果，必定要來得迅速?！彼谖闹刑岢鐣降龋骸皠趧诱吆唾Y本家在政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參與的資格，社會生計上的不平等，未嘗不可假平等政治的機會，使之歸于平等。”他一針見血地指出，中國現(xiàn)在雖然掛了塊“民國”的招牌，但是政治上沒有解決平等問題，實在沒有解決勞動問題。他說要想實現(xiàn)平等，“就應(yīng)該順應(yīng)世界的潮流，因勢利導(dǎo)，從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機會，才有平穩(wěn)進行的希望”。
第四篇文章是署名“一湖”的《二十世紀之大問題》。文中說，二十世紀的世界，有一場大革命，就是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。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上的貧富不均，而貧富不均是由私有財產(chǎn)、私人企業(yè)造成的。無產(chǎn)階級革命的目標是要廢止這種社會制度，“是要把全國所有的田地、工場、礦山機械、鐵路船舶等一切生產(chǎn)要具，概歸國家所有，由國家直接管理經(jīng)營。”他描繪理想中的社會制度是人盡其才，或種田，或做工，或教書，或當官，或當記者，或當演員，各司其職，只是社會分工不同，沒有貴賤之分。這種社會制度是大勢所趨，誰也阻擋不了。指出，中國“不是從前閉關(guān)時代的狀態(tài)，這種風潮，不久也要飛奔過來的”。
第五篇文章是署名“辛木”的《飯碗問題》。文章說，中國的工人、農(nóng)夫、平民的飯碗不及富人家的狗，他們吃的是雜糧、菜根、樹皮，甚至是泥。他們出了大力，吃了大虧，卻能逆來順受，相安無事。這就是中國的特別國情。作者怒問道：“這樣的國情，可以長久嗎？可以相安嗎？可以不謀改良嗎？”作者指出：“現(xiàn)在世界的新潮，排山倒海而來，眼前就要破皮。我很希望一股有腦筋的人，大家出來研究研究，早點想個法兒，免得河翻水濫，措手不及呀?！?/p>
《晨報》經(jīng)歷了新文化運動、五四運動、社會改造運動等，曾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作出特殊貢獻。1928年6月，國民黨軍隊進入北京后一度?？Ｍ?月5日，由閻錫山操縱再度出版，改名《新晨報》。閻錫山撤出北京后，恢復(fù)《晨報》報名。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(fā)動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后，《晨報》依附南京國民黨政府，抗戰(zhàn)勝利前夕?？?。
（作者系臺兒莊戰(zhàn)役研究會副會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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